两种医学站在不同的角度和层次把握人体健康，具有等同的科学价值，且有很强的互补性，但不能相互取代。在生命科学领域，两种医学逐渐靠近，实现整体与微观局部相结合，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的统一，从宏观整体认识生命现象的观念，逐渐成为当前医学研究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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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气阳明汤”医生组始终认为，中医工作者或一味复古，沉溺古方，或全盘西化，成为西学附庸皆为不可取之法。
而中医的弊病多在于固守古法，而未敢灵活运用。以致于后世医家在治疗痿症的过程中多局限于《内经》中“治痿独取阳明”，而常常忽略痿症和其它脏腑功能、经络系统的关系。其治疗历来多以补益脾胃后天而立法遗方。所谓“治痿独取阳明”，但临床实践并不仅然。“行气阳明汤”医生组始终认为总宜据病因、审病情而处理。
依此，“行气阳明汤”才敢于在一众医家默守《内经》“治痿独取阳明”之宗旨的时候，率先打破常规，提出“欲取阳明应先和营卫”。也因此开创了一整套依据传统医学治疗小脑萎缩、共济失调诸痿症的理论方案。同时，也填补了建国以来，对营卫和脏腑的系统研究的空白。
而对于脑病疑难重证的治疗，“行气阳明汤”医生组也坚决反对只根据CT、核磁共振的诊断结果，据病而不是据证，用固定的处方或拼凑用药的做法。
“行气阳明汤”医生组临证一贯坚持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指导进行辨证论治的同时，又善于吸收现代医学之长，注重借鉴现代检测手段，并将其有机地结合起来，力求对疾病作出符合实际的全面诊断，为临床正确地立法、提高疗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总结疗效时，“行气阳明汤”医生组不满足于病人自觉症状的改善，而是将治疗后的舌、脉和现代检测指标的改善，也纳入衡量临床疗效的依据。
因此，在辨治小脑萎缩、共济失调时必须病证结合，既要掌握该病的现代医学基本病理特征，又要结合中医证候特点，全面综合分析，病证有机结合，深化对其认识。
而认识与把握小脑萎缩的演变规律，必须用多变的思维，了解与认识不断变化的病症。只有从变化中辨治病证，才能获得最佳治疗效果，所以运用方证理论必须拥有思辨性与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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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脑萎缩有深浅的不同。对于小脑萎缩病情迁延日久的患者，“行气阳明汤”医生组急则治其标。根据辨证，可采用理气、活血、化瘀、温阳多种方法先解其苦，同时可促使病情从不稳定向稳定方向转变，并能避免发生患者瘫痪在床，起到已病防变的作用，较之成药固定方剂更具优势。
病必有证，证必有方，方必治证。而研究证与方之间的关系，又必须认清诸多疾病在其病理演变过程中可能出现相同的某一证，而相同的某一证即可用相同的某一方。所以运用方证理论的核心不是针对病而是针对证，运用方证之间的关系是对应关系。
如下肢无力，走路不稳，可见于小脑萎缩，也可见于脑梗、脑出血，都常见气滞血瘀证候，证候相同，病却不同，虽有可能用同样的方药治疗，但预后转归、疗效评价、饮食调摄却大相径庭。
“行气阳明汤”医生组主治医师褚尊贵大夫说：
“辨证小脑萎缩诸痿症注重从整体观念出发，既重视患者当前的病证，又要通过四诊合参，全而了解病人有无其它病证及隐患，弄清它们与现病证的关系。论治是在根据当前急需解决的证候为主的前提下，又不忽视其本，并对其它病证适当照顾，全面考虑而后遣药组方。而是否能从现有病证预见其进一步可能造成的损害，并对此兼予前瞻性治疗，着眼于未病之先，做到寓防于治，才是考验大夫是否能是达到了“上工治未病”的境界。”
但“行气阳明汤”组成的聚合与多向作用而决定主治病证未必局限于某一证，所以，研究方证必须重视运用其非对应关系。研究有证无方，须认清疾病的复杂性、变化性、疑似性、兼杂性与特殊性，所以辨治疾病的核心是灵活运用方证理论的对应关系与非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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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脑萎缩病理之一“痰瘀”为例。“痰瘀”是小脑萎缩发病的重要原因，瘀血上阻于脑，脑络失和，神明阻蔽，灵机窒滞，故出现健忘痴呆、神昏谵语、共济失调等症。
“痰瘀”既是病理产物，又是致病因素。痰浊瘀血相互交结，共同推动小脑萎缩的发生发展。
仅此一理，“行气阳明汤”医生组便归纳出“痰瘀互阻”、“痰瘀内阻”、“痰瘀同源”、“痰瘀互衍”、“痰瘀同病”的相关理论。
总之，中医必须先加以继承，才能创新发展，继承中医先要读经典，才能做好临床,，但同时要求不可生搬硬套。学各家之长，择其善者以从之，兼收并蓄，取精用宏，研读经典，要明其理，知其要义，融汇贯通，将经典理论运用于临床实践中去。
而最终的目的，就是如“行气阳明汤”主治医师褚尊贵大夫所说：
“中医的疗效评价终点应是在如何使患者获得较长的生存时间基础上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
“我们不光是要延长小脑萎缩患者的寿命，更是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让患者体面的生活下去，这才是我们为医者应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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